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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些年，笔者在中西部多个地方访谈了许多基层干部，切实看到基层干部为各类政务App所累。中部某省的村干部，对每做一件事都要在系统上录入和填报感到不解，“事情处理好了就行了，为什么一定要录入系统，留下痕迹”；前几年，中部某省开展农村自建房摸排工作，因不符合系统提交的要求，基层干部反复修改、作废表格，才勉强完成任务，其实数据与第一版并无太大差别，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这些数据提交之后，作何使用；中部某乡镇在前些年进行厕改验收，某村村干部请在此驻村调研的学生用4张照片应付了全村几百户厕所图片的上传……

为了推广各部门各层级自行开发的政务App，前些年，下载使用任务摊派到了多个层级、多个系统。“手摇计步器参与健康行动”“挂机参加学习打卡”“帮多位领导挂机积累学时学分”“给政务App做推销员，下载任务甚至都派到小学生了”这些现象都不鲜见。因此，新规直接取消基层干部的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”负担，颇受基层干部的欢迎。

首先，警惕避责式技术回避，换言之，即警惕对政务App“一关了之”。基层治理与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深度融合，是大势所趋，也是基层治理更加灵活高效的重要路径。新规对政务App的规范化管理，势必给部分单位、部门带来“合规化负担”，后者会因此陷入“做得越多问责风险越大的悖论”。各单位、部门应正确认识这种“负担”和“问责风险”，因为从安全性和有效性来看，此举能够避免政务App的功能异化。

其次，警惕政务App的管理和使用权限上收加重基层的权责利不对等。该如何设置才更贴合基层治理需要、更方便基层干部群众操作和使用，是政务App管理和使用权限上收之后，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。用一个App“包打天下”，无论是技术支撑还是精准匹配，都存在困难。应该在统一管理和精准匹配之间、在多样化需求和精简系统之间，做好平衡、做到统筹兼顾。

最后，警惕让技术治理为其背后的基层治理顽疾背锅。以政务App为代表的技术治理只是实现更加高效的基层治理的具体手段，其本身并不必然成为“指尖上的负担”，更不必然导致“指尖上的形式主义”。真正让技术治理成为问题的，是基层治理的顽疾：如狭隘的政绩观，将各种复杂的具体工作简化为脱离实际的数据运动，以形式上的创新使得技术治理在行政系统内部低效甚至无效运转，给基层带来形式主义负担；再如因部分官员惰性和部门壁垒，困于“数据填报任务一派了之”的路径依赖，给基层带来反复填报的工作负担。